地铁驶过这个叫做虚拟六本木的车站时，我总会意识到这个地名在日本动画中时常用到，以它为开端的虚构灾难形成的美感刻在了我的潜意识中——我便明白我只是虚拟地坐了趟地铁。在地铁中我见到了无数的人，他们没带口罩，检票口也没有健康码，一切回到了2019年中，夏天独有的热气，人们散发的热气，对抗着地铁的冷气。我转向周围的一个朋友，他的脸落在了车站，我想我说的是“你如何看待神明之所以为神明”，说出口的却是“我想我现在正处在一个无意识的交界地带”，他说在日本地铁上是不能讲话的。我转过头去，指着一个中国人——她正和一个律师聊的正欢，旁边有一位女性在斥责着，而他们都不安静。玻璃窗上有着雾汽，我写了一个V，Vapour，Vapourwave。蒸汽波。它正是对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年代的仿造。神明为什么是神明？年代感又是什么？
我打碎了车窗，摔下了地铁，掉在了光滑的草地上。修学旅行的孩子们正在祷告，闭着双眼的大叔浮在半空中，手上不停地画着什么。我注视着他在空中构造出的谜团，注视着。1Q84？神秘邪教所具有的邪恶符号？我无法得知。那是不可知的，是不重复的，是无法重复的。我认为不可知便是邪异的，而后现代者却承认并享受这一点，他们也是邪异的吗？那些祷告的孩子们只是在祷告。他们似乎从大叔的手中看到了神性。神性又是什么？所谓缺乏道德而混乱的奥林匹斯诸神为何为神？西方人又为何脱离这一欧洲文化的溯源神话之一而去界定上帝？耶和华为何对异教徒如此凶狠？神的眼里，人又是什么？
孩子们祷告着，祷告着。我无法理解那祷告。那明明是东京话，却又错误的排列着，没有正确的句子。但如果去用他们吐出的音节组词，却能得到不少词汇。神，引导，祷告。这三者重复。这是我竭尽全力所能从这祷告里捕捉出的意义了。大叔突然睁开眼睛，指着我，于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向了我，我的父母、同学、朋友、空中的鸟儿、昆虫的复眼、无法眨眼的鱼、死去的伟人、神明若干，都看着我，从实在与过去的虚无看向此刻我意识的虚拟。大叔大吼着，“语言与符号，不是必须要指向含义的！它们也渴望着解放！你这笨蛋！”他化为了黄金之心飞船，我知道，那飞船有着无限非概率引擎。那是什么？
困惑依然封锁着我，拒绝解放。而祷告的孩子们将草地搬到了黑板上——它只是被画出来的表征草地的长方形。孩子们坐在讲桌上，朝着老师扔着文具，“解放！解放！”而我只能本能地跑过去保护着那位老师。而那老师，竟然就是我自己。他流着眼泪，“我想要的解放不是这样的！”他举着书本，上面刻画着我们的红色伟人，以及赤军，以及头脑警察。那是上世纪60年代，年轻的摇滚歌手渴望着同样渴望着革命的异性。而革命又是什么？“我”的解放又是什么？
“我”的口中吐着泡沫，泡沫飘到了房价上，爆炸了，于是房价也发出了脆脆的“啪”的声音。孩子们身上的名牌球鞋和衣服变成了灰烬，他们裸着身体躲在角落里，嘴上依然吐着无法理解的东京话。许多大人进来了，他们把绳子挂在吊扇上，吊死了自己。他们的嘴像毒蛇一样吐着信，口水凝华，变成了一张张信用卡。他们忽而又活了过来，举起信用卡鞠着躬向我道歉。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问“我”。我到底看到了些什么？这一切又指向什么？
“我”狞笑着，仿佛得逞的靡菲斯特。“这一切不都是你意识的虚境吗？你在向谁询问？”
孩子们变成了绳子，捆着我的手足。绳子上爬满了致幻剂，它们腐蚀着绳子，刻着图案。那是各种语言的同样的一个词，“答案”。我紧逼着嘴，它们又化作摇滚，化作流行，化作动画，化作网络小说，化作短视频，在我的眼皮上刻着纹，在我的耳道里尖啸。“我”扑了过来，“这具象的丑陋！这理性批判的精英态度是如此的令人不爽！”
“我”把我吊在了吊扇上。他要按开关了！
我看着逐渐发动的吊扇，那是我儿时的恐惧，如今它又开始折磨我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期望看到的！你的期望！”
“我”哈哈大笑，眼泪却没有停下。那吊扇却发话了：“面对这无理性的一切，你却并没有反抗，你恐惧，你屈服，所以你还在期望着它。”
我砸穿了地板，掉到了镜子上，我于是和“我”对视着。镜子里的“我”不是我。如果镜子可以忠实的反映我，那我便能准确无误地确认我之所以是我，这是自我意识，是人类的共性。而在这镜子背叛了我的世界里，我又能保持多久的自我？我将陷入疯狂！
而我又求索着疯狂！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幻境，这是我的无意识所求的。
“我”将我扔到了教室外的操场上，人们在卖力地歌颂着什么。我的内心突然安静下来，虽然那歌声无法被记录，却可以被理解。“我”却开始变形。他尖叫着，“这里的事物都应该是剪切与隐喻，而我却在这无意识中听到了意识的理性的歌！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本想直接走出这片幻境，却又踌躇着，翻过了墙，在舞台上向观众微笑致歉。那无数双看向我的眼睛里，若有人被我的疯狂伤害，那便是罪过。
闹钟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