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于解剖我自己——我将在本文中，历数自己在合肥工业大学斛兵群星科幻协会成为社员、任社长职及卸任之后犯下的罪行。有朋友和我说，不明白为什么科幻圈平时和和气气的，但一些事情就可以让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我想拿我自己举例子，通过我的推理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反面教材——让大家能够从中认识到，炸药是如何被埋在平静的日常之表面下的。
我在高校科幻圈的圈名叫做空调，是合肥工业大学斛兵群星科幻协会第五代社长。接下来我将用社长的代数来称呼我协的各位社长。我和四代曾经吵过架，不过现在关系很好；曾经伤害过六代，现在六代并未经常对往事明确发表看法，所以我也不说坏；和七代有过一些尖锐矛盾，现在不再有联系了；和八代也有过矛盾，同样不再联系；与九代和十代关系很好，有时还是有沟通的。
接下来我将从我自己的视角，分析发生在我们协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我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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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四代担任社长时期。在此期间，我并不经常参加科幻协会的活动，但在学年末，我却与之后将成为我的副社长的一位朋友（以下简称五代副）一同参加了社长竞选。我认为，这一年里我是没有犯下什么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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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我，也就是五代担任社长时期。在这个学年开头的春招里，我将一部分社团藏书拿到招新现场用于展示，却忘了在撤走时将它取回，导致第二天赶来时发现它已经丢失，损失了数十本藏书。这之后四代将我骂了一顿，我却因为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而生气朝他反驳。和好以后，四代就很少直接指示本学年的管理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我在事件中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错误。我认为，当时我若是主动交钱为社团弥补损失、给出补偿，才算是正确的做法；但我只是说自己会给出补偿，但最后没人再提这件事，我却也慢慢将它忘了。这种做法是很卑鄙的。从这件事里就可以反映出我喜欢放卫星的这一缺点。
招新结束后，我请同届社员举办了两次科幻讲座，发现第二次来的人少了很多。我于是判断讲座这一形式不合适，之后便改成了其他形式的活动，没再采用过讲座。这种轻率的判断虽然没有被我说出口，但实际上是会伤害到认真准备活动的伙伴的；并且，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在管理上的短视——很多幻协都能办好讲座，哪怕是由社员主持的讲座；而我却武断地认为讲座这种形式不适合我们社团。
那之后，我开始努力尝试跑团，学习了一些COC相关知识。我开始和五代副一起准备和主持跑团。跑团在我们协会的效果很好，形成了十几个固定受众。下一个学年里，六代将跑团定为社团的主要活动。那时我对这一做法是有意见的，希望他能多弄弄我在自己任上制定的主持人中心式科幻沙龙，为我们协会打造出一个精品活动。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跑团就是我自己在社团发起的，我根本没有理由去怀疑六代的做法，因为正是我的做法给他起到了示范作用；跑团活动本身也是社员喜闻乐见的，本身也可以结合科幻元素；当时他已经是社长了，他没有义务继承我制定的制度，他有自己的想法，有执行想法的自由。这件事反映出了我的霸权主义式的思维习惯——明明是在强调自己的想法，是在让形势对自己的想法更有利，却一定要为它树立起正义的旗号。我在幻协做了很久的事情，尽管自己也在克制家长式思维，却仍然会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伤害到他人。
我任职这学年，引发过一次明显的小纠纷。我希望社团能够越做越大，而五代副则希望社团能够走得更加稳当，小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的错误在于，后来我将这件事情提到了明面上，发起了一次全群投票，让大家在“大”和“小”中选择其一。我既天真又幼稚，不以实际效果去影响他人的看法，却只是希望以自己的社长身份影响他人，以自己的固执态度来试图让其他人对我的想法妥协——这是非常专权的。看到许多社员（也包括五代副）投向了“小”以后，我很生气，在群里说了一些很丧气的话。事后我找他道歉，而他对我的道歉长文同样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包容了我态度上的错误，鼓励我在工作上再接再厉，于是我们和好如初。大一时我曾经因为内心敏感责怪过一位大学室友对我的态度突然冷淡（也许只是有时候我说话声音小了隔远没听见，时间太久远了记不清了），事后向一位大学室友写过一封道歉长文，他并没有回复，后来也没有再理我。后来那位室友和他的圈子就与我比较生疏了，我于是投向了另一个圈子。为什么我要同时说这两件事呢？因为这两件事都反映了我敏感、幼稚、固执且专权的特点。事实上，自顾自地给人写长信，有时候只是在自我感动。虽然可能会起到效果，但对方不吃这一套也是他的权利。
我的任期即将结束时，曾在社团群公开招募社长，以“如果没有社长的话社团就会倒闭”之类的调调来进行宣传，有意无意间将社团说得很惨淡。虽然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前来参与社长竞选是事实，但这样的做法又暴露了我遇事畏难、容易半途而废的缺点——事实上我现在的生活处境也拜这一点所赐。时任社长主动去联系活跃社员，一对一地进行沟通来努力获得社长候选人——这就是他的义务。而我当时显然对这一义务缺乏觉悟。
（未完待续）